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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后悔权之经营者与消费者利益平衡

-------兼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正案(草案)》第九条

作者:广丰县人民法院 平书通  发布时间:2013-08-30 08:46:16


  摘要:后悔权制度作为一项具有悠久历史的国际法律传统,其成为我国法律体系的一部分亦属我国法治进程中的必然。然而,必须强调的是,后悔权之最终目的在于平衡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将其归属于对消费者的单方面保护是一种狭隘的法律观,不仅有碍构建完善的后悔权制度,也不利于后悔权的贯彻实施。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正案(草案)》第九条规定: “经营者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售商品,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退货,但根据商品性质不宜退货的除外。经营者应当自收到退回货物之日起七日内返还消费者支付的价款。”自此,后悔权制度正式引入我国法律体系之中,成为我国法律体系中一颗耀眼的明珠。然而,相较于西方英美法系或者其他大陆法系国家的后悔权制度,我国的后悔权制度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更多的植根于对消费者这一传统弱势群体的保护而非基于利益平衡与契约正义精神。本文拟通过论证后悔权之设立宗旨在于经营者与消费者利益之平衡,并结合我国立法实践,探求我国后悔权制度之构建与完善,以求对我国立法工作有所裨益。

  一、后悔权的概念与法律性质

  所谓后悔权是指消费者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下,享有无条件退货的权利。从概念上可以看出后悔权的行使须具备以下前提条件:(一)主体要件。后悔权之权利享有者必须是消费者,经营者或者第三方等不具有消费者身份的当事人或者利害关系人不享有后悔权。(二)法律要件。消费者行使后悔权不是没有期限、没有限制的。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并通过法定程序,才得以享受权利。

  后悔权作为保护消费者权益的一把“利剑”,有其不同于其他权利的法律性质:(一)消费者所享有的后悔权是一种形成权,当消费者行使权利时得作出单方意思表示以变更当事人之间已确立的法律关系。(二)后悔权之行使无需具体事由。同时经营者不得在法律之外另行设定条件妨碍消费者行使权利。(三)消费者行使后悔权时无须承担违约责任。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消费者行使后悔权时仅仅需要承担法定义务,无须向经营者或者第三方承担额外的违约责任。

  二、后悔权正当性之理论依据——契约正义与利益平衡理论

  人类对于社会正义的追求贯穿于整个人类发展史中。作为社会正义的一部分,历史上人类对于契约正义的探求起源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哲学研究生涯中,亚里士多德不仅仅研究了社会正义问题,更是对契约正义理论做了细致研究。他所提出的 “矫正正义”理论引发了深远的社会影响,其中的“自愿交换”理论随后衍生出了“契约自由”理论,这一理论随后成为人类的现代社会行为准则之一。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以来,古典契约正义的代表——契约自由理论便不断受到挑战。其核心精神,契约平等与交易自由由于市场交易当事人地位悬殊更是屡被破坏。因此,契约正义理论也不断演化;时至今日,契约正义理论成为包含契约自由、情势变更、禁止权利滥用在内的一套系统性的理论。笔者认为,仅就市场交易范围内而言利益平衡乃契约正义的应有之义。究其原因,在市场交易活动中市场主体之最终目标乃追逐利益,而法律所设计的主体平等、意思自治、契约自由等等均在于保障当事人利益平衡。当历史的进程迈入现代社会,上述手段不能行之有效地平衡交易双方的利益即催生了各式各样的新途径以恢复双方当事人之利益平衡。

  利益平衡在法律实践中的必要性,日本学者加藤一郎形象地比喻道:假如将法律条文用一个图形来表示,这是一个中心部分非常浓厚,愈接近周边愈益稀薄的圆形。在其中心部分,应严格按照条文的原意予以适用,不应变动。如果说中心部分通常可以直接依条文决定的话,则周边部分可能出现甲、乙两种结论,难有定论的情形。因此,适用法律时当然要考虑各种各样实质的妥当性,即进行利益平衡[【日】加藤一郎:《民法的解释与利益衡量》,梁慧星译,载梁慧星主编: 《民商法论丛》( 第二卷) ,法律出版社1994 年版,第75 页。]。换言之,法律的任务既在于对利益冲突进行协调,价值判断便不能是对冲突利益非此即彼式的简单取舍,而应当在衡量各种利益的基础上,尽量使所有正当利益均得到相应的保护。[ 祝庆育:《寻找民法的体系方法——以无权追及力理论为个案》,载《比较法研究》2000年第2期。]而现代社会中,契约自由原则之所以不能有效规范市场秩序就在于其不能平衡当事人双方的利益而必须辅以其他手段。就消费者权益保护而言,后悔权的产生亦是基于现行的调整手段不能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利益。

  相对于经营者,消费者由于知识贫乏、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处于弱势地位,合同的缔结不能反应消费者的真正意愿而更多的受制于经营者的诚实信用。因而,消费者承担了与其所享受的权利不一致的交易风险而经营者享有更多的利润空间,尤其是电视、网络等非传统购物形式的出现加剧了买卖双方的不平等致使消费者正当权益经常被侵害,由此催生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正案(草案)第九条》(以下简称《草案》第九条)。值得注意的是,消费者和经营者之间实际上是一种合同关系,是一种私法关系,两者之间应该是对等的关系,不能用特别保护来纠正两者之间信息的不对称,如果两者之间有倾斜的保护一方,那么两者的平等就不是真正的平等,那只是形式上的平等而已。[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改中的前沿问题研讨会辑要,网址:http://www.chinareform.net/2010/0113/7511.html,最终访问时间:2013年8月21日。]如果后悔权被过度广泛适用,则有些消费者可能会借助后悔权随意毁约,将本应尤其承担的交易风险转嫁给经营者,造成对契约精神的违背[ 米新丽,《确立消费者后悔权制度的思考——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修改为视角》,《消费经济》2012年10月,第28卷第5期。]。

  由此可见,《草案》第九条之所以纳入后悔权是为了减少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防止基于经营者的恶意行为导致的交易风险,构建完善的市场交易秩序。本质上是通过对契约自由原则进行一定的调整以平衡双方当事人利益,更好的实现契约正义。然而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也当然适用于后悔权,如果消费者凭此权利恣意妄为损害经营者的正当利益致使利益天平严重向消费者一方倾斜,仍是有违契约正义精神的。如果此种情况发生,后悔权之设立难免有矫枉过正之嫌,也违背了其最初设立目的。因而,需要对后悔权做一些限定以平衡当事人双方之利益。

  三、利益平衡之设计——后悔权制度构建之探讨

  后悔权制度设立目的在于防止“经济强者利用法律漏洞欺蒙经济弱者,形成许多社会经济问题” [ 林诚二,《民法理论与问题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4页。]。但如果矫枉过正则反而偏离其设立宗旨,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正案(草案)》已经注意到这方面的问题,较《《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有了较大改动,更加注重利益平衡,但是仍有有待完善之处。下面以利益平衡理论为基础,对《草案》第九条予以评析并探讨后悔权之构建。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正案(草案)》第九条规定: “经营者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售商品,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退货,但根据商品性质不宜退货的除外。经营者应当自收到退回货物之日起七日内返还消费者支付的价款。”该条规定明显引入后悔权制度,以平衡经营者在市场交易中的优势地位。同时,相较于《征求意见稿》,立法者认识到“一项民事法律制度应符合民事法律基本精神的要求,即后悔权制度也应在体现民法对公平和正义的价值追求。通过对消费者行使后悔权的限制达到正义的目标”[ 汤建辉,张通《论消费者后悔权的立法限制——兼论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条文的修订》],因此逐渐将视野从单纯的保护消费者移往通过对经营者消费者进行利益平衡以实现契约正义。

  自从后悔权制度亮相《草案》以来,后悔权的适用范围就引起广泛的讨论。显然的是,将一切市场交易行为均纳入后悔权适用范围,将使利益天平严重偏向消费者一方,一旦经营者规模不大或抗风险能力低下就很容易陷入困境,尤其是大额的债券、股票交易中,哪怕是瞬间的犹豫与迟疑也可能带来严重的利益损失,更何况《草案》规定的行使期限长达七天,因此需要对后悔权的适用范围作出规定。《草案》将后悔权的适用范围限定为“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符合我国国情与发展的需要。在后悔权制度构建的探讨中,一些学者建议将房产以及上门推销等方式纳入后悔权的适用范围,笔者认为并无必要。远程销售方式(即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之所以被纳入后悔权的适用范围,原因就在于在远程销售方式的条件下,消费者在交易的过程中接触不到商品或者服务,极易被经营者夸大的信息甚至是欺诈手段所误导从而做出决定。而上门推销或者房产交易等方式下,消费者可以对商品进行鉴别,消费者仍是基于理性作出决定;即是说此种情况下双方的利益仍是平衡的。若将此也纳入后悔权的调整范围,无疑使得经营者承受过大风险,反而有违后悔权设立宗旨。

  须注意的是,《草案》第九条对后悔权适用的商品对象做了限制,其表述为“但根据商品性质不宜退货的除外”。但《草案》却并未对“不宜退货”作出明确解释,这种模糊的法律用语不仅仅给经营者规避法律提供了操作空间,在司法实践中也给法院带来了难题。更何况除了“根据商品性质不宜退货的”,在日常生活中依据交易或者生活习惯许多商品也不能退货,比如即时消费(下载音乐、看电影等)。因此说不是所有商品都可以退换,如果不这样那是完全违背一般常识的,是绝对不现实的。[《长沙律师谈网购“后悔权” 不能想后悔就后悔》,http://news.changsha.cn/h/187/20130509/1247335.html,最终访问时间:2013年8月23日。]可以说《草案》第九条的“根据商品性质不宜退货的除外”不具有现实可操作性,应该予以明细化。

  即使是在适用范围和对象有限制的情况下,消费者行使后悔权时得依其单方意思表示变更法律关系,而不必顾及经营者的态度。可见,当消费者行使后悔权时享有极大利益,而经营者处于极端不利地位。运用远程销售手段的经营者规模大小不一,消费者素质也良莠不齐,安利最初进入中国市场的无条件退货制度所遭受的尴尬与承受的巨大损失无疑给出了这种规定下的经营者结局。故若不对后悔权的适用条件作出限制,将严重损害经营者利益,违反利益平衡,有碍社会主义是曾经以建设与完善。笔者认为即使在远程交易形式下如果符合以下条件也应当排除消费者行使后悔权:一是经营者有证据证明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者服务的过程中未受到误导,完全是凭借自身理性思维所作出的购买决定;二是有证据证明在交易过程当中,经营者并未刻意夸大或者隐瞒关键信息,或者从一个理性第三人的角度面对经营者的销售手段时能够做出合理判断;三是小额交易。前两种情况并不存在双方当事人地位不对等的情况,其合同签订与否完全取决于双方当事人的自由意志符合契约自由、契约正义精神,后悔权所赖以存在的根据——违反契约正义精神——并不存在因此不应当适用。至于第三种则是考虑到商事行为的效率原则与社会成本,同样也是基于消费者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

  就行使期限而言,如果消费者行使后悔权没有期限限制,就会使市场交易关系一直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不仅严重有碍交易效率与交易安全,违反契约正义精神,而且不恰当的增加了经营者的交易风险,使得交易者滥用后悔权的可能性大大增加。相较于《征求意见稿》的30日,《草案》规定的7日期限更具科学性,能够有效避免消费者“蹭”商品或服务的现象,是在保护消费者利益的同时关注了经营者的正当权益,是利益平衡的一种体现。

  权利与义务总是相伴相随的,不存在无权利的义务也不存在无义务的权利,消费者享有后悔权自然应当承担相应义务。后悔权虽然是一个特殊的权利但是仍要遵守利益平衡原则,不能将所有的成本与风险置于经营者身上。笔者认为,《草案》第九条应当对费用承担、商品毁损等作出相应规定。

  纵观世界各国后悔权制度对费用的承担各有不同规定,有的规定有经营者承担如英国,有的规定在符合法定条文下可约定由消费者承担。笔者认为从消费者行使后悔权无需正当事由来看,应由消费者承担相应的合理费用以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此外,由于后悔权行使限定于远程交易当中,商品往往通过邮寄等方式交付,在邮寄过程中发生非基于邮递公司缘故发生的自然损耗如何承担也应考虑在内,笔者仍旧从利益平衡的角度出发认为双方当事人应共同承担,特别是消费者行使后悔权是因个人原因而导致的非理性购物。

   

  余论

  本文截稿之时,《草案》二稿已经出台,相较于一稿二稿改动不大,仅仅采用列举方式对不宜退货的商品作了说明但仍保留了模糊字眼。故二稿虽仍存在不足但毕竟有限的体现出了利益平衡精神。然而,正如本文第二部分所指出的,利益平衡只是契约正义的内涵之一。而契约正义还包含契约自由等在内的一系列理论,后悔权制度无疑与契约自由精神存在抵触之处。但两者并非不可调和,后悔权制度的出现是对契约自由的补充,无论是契约自由还是后悔权制度本质上都是人类追求契约正义的产物。本文侧重论述论述后悔权应该探讨的利益平衡问题,对于契约自由问题虽有涉及但未深入。原因在于,《草案》所规定的后悔权虽构成对契约自由精神的一定违反,但仍在可接受的范围;而二稿的出台在这一点上也延续了一稿的做法。必须注意的是,目前法条的规定只具有理论上的可行性,尚需实践检验。一旦在市场交易过程中发现后悔权制度的出现严重危害了契约自由,乃至触动契约正义的根基必须再度对后悔权作出限制以期符合后悔权为契约正义内容这一价值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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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陈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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